“一国两制”马来西亚版 揭示东马与西马的行政分治现实

在马来西亚，来自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公民在抵达亚庇机场时，竟需要出示护照并接受入境盖章，这一看似不可思议的“入境”流程，反映出该国在制度设计上的独特安排——西马与东马，虽同属一个国家，却在移民管控、法律制度、资源治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现实常被外界称作“马来西亚版的一国两制”，其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现实考量。

马来西亚由马来半岛上的西马（Peninsular Malaysia）和位于婆罗洲北部的东马（沙巴州与砂拉越州）两部分组成，两地被南中国海所隔，地理上的割裂进一步强化了制度与文化的区隔。西马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东马则拥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独特的族群结构。沙巴与砂拉越在1963年与西马联合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加入的前提之一，便是保留在教育、司法、移民和资源管理等方面的高度自治权。

东马与西马的制度差异最显著地体现在移民政策上。根据现行规定，西马人前往东马需持有护照，入境时须接受签注，并被允许停留90天。若要在当地工作、学习或长期居留，还需额外申请特别签证。这种安排与中国大陆居民前往港澳地区的“出入境”制度颇为相似，也使得东马在维护本地社会结构与资源控制方面拥有更大主动权。

这种“准国境管理”的做法，其背后并非简单的政策安排，而是源自历史与现实的共同塑造。19世纪，东马原属文莱帝国，后成为英国殖民地，在经济、语言、文化上逐渐发展出与西马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至今，东马仍以原住民为主体民族，西马则以马来人居多。1963年，英国主导沙巴与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这在当时更像是一场政治联姻，而非自然融合，因而东马坚持保留关键自治权，以确保其政治与经济利益不被边缘化。

长期以来，东马两州一直对西马主导的联邦政府心存疑虑。一方面，他们担心人口较多的西马通过政治手段削弱其在联邦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央政府虽从东马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获取巨额财政收益，却未能公平回馈，导致东马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医疗服务等方面发展滞后。

现实中，这种分配不均的矛盾愈发明显。在一些东马城市，例如亚庇、古晋，民众常年抱怨道路年久失修、医院设备落后、学校资源不足，而联邦拨款却更多流向了西马城市。这些问题积累多年，成为马来西亚政治博弈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近年来，砂拉越州政府频繁呼吁恢复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中的“平等三方”地位，并希望拥有更大的税收自主权和资源管控权。

不过，与西马时常存在的族群紧张和宗教冲突相比，东马的社会结构反而更为和谐。沙巴和砂拉越拥有马来人、华人、卡达山人、伊班人等多个族群，各族之间的通婚、语言交流与日常融合较为普遍。例如，在古晋的老城区，既可见讲福建话的华人店主，也能听到当地原住民使用伊班语打招呼，社会关系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状态。这种氛围，也使得外界在谈论马来西亚国家构建经验时，常将东马视作“多元一体”的范例。

然而，这种“和而不同”的制度安排也并非毫无挑战。在全国统一政策推进中，如何协调东马的特殊制度与国家层面的立法框架、如何在保留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区域间发展均衡、如何回应年轻一代东马公民对“被边缘化”认同的反思，都是马来西亚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一国两制”式的制度实践依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在全球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区域治理困境的大背景下，如何在保障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差异、历史背景和族群特色，是摆在很多国家面前的共同课题。马来西亚的东马制度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兼顾统一与多元的治理范式，既避免了因强行统一而引发的地区矛盾，也通过制度上的灵活性维护了国家整体的稳定。

当今世界，各国在处理民族、区域、资源与历史差异问题时，不乏可资借鉴的案例。马来西亚“一国两制”的现实运作，是一个充满矛盾但又持续运行的实验。它提醒我们：国家治理并非一刀切的工程，而应是兼顾历史背景、现实利益与未来共识的精细艺术。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持续演变，马来西亚能否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对话，进一步缩小西马与东马之间的鸿沟，仍值得持续关注。